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静静的书房里，薰香袅袅，茶香淡淡。
秦牧要将龙江宝船厂交给商人来重建。因为刚听到秦牧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，司马安一开始没能反驳他，但思索一番后，仍是觉得把官船场交给商人经营，很是不妥。
他很直接地说道：“秦王，历朝历代，无不秉承重农抑商的国策，岂非无因？秦王却要将官船场交给商人来经营，如此一来，就等于是朝廷将来得依靠商人，有求于商人，无形中提了商人的地位，再者，象龙江这样的造船厂，需要成千上万的工匠和劳力，我王卧榻之傍，岂能任由商贾聚集如此之多人力？”
司马安作为首辅，说出这样的话来一点也不奇怪。一直以来帝王和官员就是靠政治特权，来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和切身利益。
但是商人通过做生意，互通有无，很快就聚集大量的财富，有些甚至富可敌国，他们同样能够过上帝王般奢侈的生活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威胁到了一直以来宣传的传统思想，威胁到了帝王和官员的身份和地位。
所以，历朝历代几乎都实行“重农抑商”的政策，将商人归于末流，在政治地位上有诸多的限制和打压，若不如此，国家政治迟早要受到那些财阀的控制。
秦牧沉吟了一下说道：“重农抑商这一政策由来以久，至少可追溯到先秦时代。司马先生想过没有，先秦时代生产力低下，市场上商品供给短缺，重农抑商可以抑制商人的数量，使更多的劳力投入到农耕生产中去，因此，在那个时候重农抑商确实对国家是有利的；
但经过两千年的发展，生产力已经有了巨大的提升，大量商品的出现必须要商人来流通，这是大势所趋，再强行抑商只会让整个社会步入倒退。因此本王觉得，我大秦的国策应顺应社会的潮流，重农而不抑商........”
“秦王！”
“司马先生放心，士农工商，商人仍归于末流是一定的，本王不抑商并不等于放任自流，在政治地位上仍会作出限制，但这并不妨碍本王发展工商的想法，盐铁茶等一些重要的行业，仍会由朝廷来掌管；
但造船业交给商人来经营，这个问题不大，商船和战船，今后差别会越来越大，水战也不再是传统的接弦战为主，已经是炮舰的天下；
朝廷只要掌握着钢铁行业，掌握着铸炮技术，就始终能掌握制海权。至于城外聚集几千劳力，这就能对朝廷造成重大威胁的话，那即便这几千人不造反，我大秦离灭亡也为时不远了。”
听了秦牧这番话，司马安放心了，他在意的并不是一个龙江船厂，在意的是秦牧对商人的态度，担心秦牧给商人过多的权力，和过高的社会地位，这将会引来士民阶层强烈的反对，进而动摇秦国的统治。
现在看来，秦牧在重农抑商的政策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，放开造船业可以当成个案来看待，这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
朱元璋也极力打压商人的政治地位，但实际上他也是鼓励工商的，五十税一的低税率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司马安是个比较务实的人，只要在政治上重农抑商的政策不变，放开造船业他就不会再反对。
接下来就是实际操作的问题了，这方面许英杰更有发言权，只听他说道：“秦王，江南家资多达数百万的富户不在少数，在财力上商人接手经营船厂绝对不成问题。但造船务交由私人经营，这在历朝历代前所未所，因此，想让私人来接手经营，首先要解决的是朝廷的信誉问题。”
“嗯，许卿详细说说。”
“第一，如何让商人相信，朝廷真会将龙江船厂交给他们经营；第二，如何让商人相信，朝廷真会在他们的船厂下造船订单，并以公平合理的价格付款；第三，重建船厂投入巨大，如何让商人相信朝廷的政策长久不变；如《大明律》明文规定，军民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者处斩，若是大秦将来也制定这样的政策，商人肯定不愿经营船厂。”
秦牧颔首道：“第一条，本王可亲自下这道旨意，以取信于民。第二条，首次造船款项户部可全额预付。至于第三条，明初不准民间制造三桅以上大船，主要是禁海政策所至；这是极其荒谬的政策，大禹治水，尚知堵不如疏，这万里海疆，岂是想禁就禁得了的？此事无须朝议，本王现在就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，我大秦要的不止这万里江山，还要富有四海，禁海之事在我大秦绝不容许出现。”
“若能如此，臣确信会有很多商家富户愿意经营船厂。”
“那就好，此事就由你去办理吧。”
一通商谈下来，天已至寅时，秦牧要留二人在王府用餐膳，二人倒也识趣，声称还有要务处理，一齐辞别出府去了。
明朝立国之初，朱元璋禁止功臣贵戚造园，徐达为人一向‘在帝前恭谨如不能言‘，王府很简洁。到嘉靖初年，朝廷禁令松弛，造园之风开始盛行。徐达七世孙徐鹏举才将沦为瓦砾场的西部修成园圃。
万历中叶，九世孙徐维志更是大兴土木，因山筑基，引流为沼，建堂造亭，挖池叠山，购四方奇石集于园中，自此，园以石胜，曲径通幽，四季花草长开不缀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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